《Valheim：英灵神殿》青铜时代武器选择

兵器
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6261696475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1333361303030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到了商朝，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扩大青铜兵器的产量，提高质量，并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用以装备商王朝日益扩大的军队，因而青铜兵器有了更大的发展。商朝以后，又经过西周、春秋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战国中期，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青铜兵器发展的基础，是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的不断发展。商朝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说明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铜器总重约达10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总重相比,已超出5～6倍，二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缩影。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青铜兵器的发展，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战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导致作战方式的变革，而不同作战方式又要求设计制造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兵器。在史前阶段，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只是双方的武装人群徒步作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对兵器没有特定的要求，只要有一般的杀伤和防护功能即可。刚进入青铜时代，仍采取徒步搏斗。最初的青铜兵器，就是为装备最古老的兵种──步兵而制造的。商朝早期原始步兵的标准装备是秘长60～90厘米的青铜戈以及较大的盾牌。这一情况在商周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青铜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木工加工技术的提高，木制战车的使用及其在速度和冲击力上表现出原始步兵所无法抗拒的优越性，原始的徒步格斗开始为车战所取代，战车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见中国古代战车）。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平原为车战提供了利于驰骋的地理条件。为了满足车战的战术要求，兵器的设计和制造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商周战车的结构决定了敌对双方的战车只有在错毂的时候，车上甲士才适于交手格斗。由于较长的兵器在错毂接战时占有优势，因此，在以车战为主的商周时期,长柲（3米以上）的青铜戈、戟和矛就成为车战的主要兵器，并且随着车战的发展而不断改进。
在商朝，车战武器装备的主要类型已经具备，它包括战车、青铜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① 主要是青铜胄、皮甲和盾。附属于战车的徒兵，装备相对简陋，还较多地使用石、骨质的兵器，缺乏甲胄。当时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战车的战斗，徒兵很难与战车抗衡。商朝晚期已有武装的骑士，但数量很少，马具简单，无镫，远没有形成单独的兵种。他们装备的兵器主要是弓箭、戈和短刀。
商朝以后，经西周到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乘几人到几十人。中国古代兵书《孙子·作战篇》论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带甲十万是包括车上和随车徒兵等的全军总人数。
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周朝车战使用的青铜兵器，质量有所提高，形制有所改进，种类有所增加。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与青铜冶铸工艺的提高分不开，例如春秋战国时已能生产脊、刃青铜合金配比不同的复合剑，使得脊韧刃利，不易折断。青铜兵器形制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改变外形设计以提高杀伤效能；二是增强青铜兵器和器柄结合的牢度。例如铜戈，“胡”加长，“穿”增多，改进“援”与柲的交角，加大刃的弧度，因而既提高了勾砍效能，又使其与柲的结合更加牢固。柲的制法也有改进，采用木芯外包竹片再缠帛髹漆的“积竹”柲，既牢固又富有弹性。青铜兵器类型的增加，在格斗兵器中主要是刺（矛）、体（戈）分铸以柲联装的戟和青铜剑的出现，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弩（安装无郭铜弩机）的使用。同时，战车的制工也更精，轨宽减小，车辕缩短,驾马一般为4匹，两服两骖。还在车上增加防护设施，如在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軎（车轴头）端增置矛状长刺，用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
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使车战兵器组合发生与商朝不同的变化。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装具的青铜胄和镶有铜盾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并普遍采用“积竹”柲；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这时期的文献中还出现了“五兵”概念，用以概括主要的车战格斗兵器。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成果，在《考工记》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该书《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诸篇中，全面地记录了兵器的选材、尺寸、形制和制作规范，这些都可以与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相印证，表明当时已达到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也是青铜兵器制造工艺最成熟的时期。举世闻名的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许多至今不锈，锋利异常，正是青铜兵器发展到顶峰后的产品。但是盛极开始转衰，战国中晚期也正是车战和车战用青铜兵器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更新的金属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崭露头角，预示着冷兵器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