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13威力加强版》竹林七贤全图鉴一览
竹林七贤中,《广陵散》的作者是谁?在竹林七贤中...
“龙性谁能驯”——嵇康的人格魅力及其历史贡献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宋诗人颜延之以“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五君咏·嵇康》)来描写嵇康,他认为嵇康有“龙性”。什么是“龙性”?诗人并未详说,但可以体味,这里表述的是一种至尊至贵、至高至大的品性。颜延之的诗意形容,当然难免有所渲染,甚至有所夸张。不过我们应当说,他的形容并非毫无依凭,嵇康其人确实是一位优秀杰出人物。他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并且在文化发展史上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嵇康是位艺术家。他对于音乐有着深湛的修养,他的琴艺造诣,当时无双。被说成是受了神仙传授。他临终前索琴弹奏一曲,奏罢说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引发多少人千古遗恨。他的书法也臻于极致境界,“韦续《书评》曰:“嵇康书如抱琴半醉,酣歌髙眠。又若众鸟时翔,群乌乍散。”(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嵇康又是位文学家。他是出色的文章家。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其风格内涵是所谓“师心”,即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文字见真诚,文格与人格保持统一。其文体特征是所谓“遣论”,嵇康是写作“论”的高手。刘勰:“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乗,斯其要也。”(《文心雕龙·论说》)“辞共心密”,是其要谛。在古代“论”文中,嵇康很突出。他是位优秀诗人。刘勰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摽焉。”(《文心雕龙·明诗》)“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志。然托喻清逺,良有鍳裁,亦未失髙流矣。”(钟嵘《诗品》)所谓“清峻”,“峻切”,皆说一种清高风格,是正面境界。“过为峻切”,才是负面评价。在此刘勰与钟嵘略有歧见。所谓“摽”,是高标、杰出之意。在四言、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嵇康都是重要人物。特别是四言诗,他是一位曹操之后不可多得优秀诗人,是四言诗的“殿军”。代表作《赠兄秀才公穆入军诗》,其中如: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之十六)写出了玄学家得道的风姿和神情。顾恺之曾感慨说:“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诗人给画家出了个大难题,至少在这一点上,诗人高于画家。嵇康还是一位思想理论家。他是魏晋两代今存论文最多的人物。其论述对象遍及多个思想文化领域。《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辨析人的心理取向即人是否生来好学的问题;《明胆论》辨析人的“明”与“胆”即明智与胆略之关系问题;皆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其见解独到而精彩。《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讨论生命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养生的问题。文章在正面论证养生可致长寿的同时,也批判了“躁竞之心”的“养生”,指出其“万无一能成”。他提出“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其阐述重点,在于道德精神的修养,与常人保养躯体的所谓“养生”不同。《释私论》为伦理道德论,主张“君子无私”,“君子行道,忘其为身”,而要达致无私,就要“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抱一而无措,则无私无非,兼有二义,乃为絶美耳。”
《管蔡论》为政治学论,提出“管蔡”这一历史积案,予以重新审视,认为“周公居摄,召公不悦;推此言,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其结论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外内兼叙。”这里撇弃盲目“颂圣”的传统做法,坚持政治是非的相对性原理,不但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且开创了一种学理性分析模式。《声无哀乐论》为艺术论,讨论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以情感主体与表现工具的相对立场来解释二者关系。还有《琴赋》,实即琴论。嵇康继承老庄思想,服膺玄学。他强调人的正直品格和精神自由,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绝交书》)。他追求“自然”生活境界。阮籍以正面研究“三玄”为主,而嵇康则主要以玄学理念去解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现象。嵇康与阮籍一样,对于当时正统学者所持儒学的礼法名教,作猛烈批判。这是他们与傅嘏、王弼、何晏等其它正始玄学家的差异所在。嵇康还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自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批判色彩更加鲜明。实际上他否定一切传统思想道德权威,崇尚自然。批判锋芒直指圣人周公、孔子,这种高屋建瓴式的批判姿态,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嵇康内在思想“龙性”的表露?嵇康还是一位人格魅力巨大的领袖式人物。他是“竹林七贤”的首领。从《魏氏春秋》、《晋书》的叙述思路,即可看出“竹林七贤”是以嵇康为核心的。……(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魏志王粲传》附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晋书》本传)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七贤”中,嵇康的年龄并不是最大的,阮籍比他长13岁,山涛更比他长19岁,向秀、阮咸、刘伶年龄不详,大体上与嵇康相近,只有王戎肯定比嵇康小。嵇康死时才40岁,那时山涛已经59岁,而他竟成为这个群体的当然核心。阮籍玄学修养及文学才能不下于嵇康,但他以白眼对嵇康兄嵇喜,而以青眼对嵇康。向秀玄学修养也很深,撰《庄子》注,而他竟愿为嵇康“佐鼓排”(拉风箱)。七贤之外另一名士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驾”来访。嵇康的吸引力、凝聚力自何而来?来自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关于嵇康的人格魅力,史籍记载不少。首先他是位美男子。《世说新语》注引《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丽,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这是说嵇康具有天生的气质之美,阳刚之美。而“龙章凤姿”,是赞赏他的风姿之美到无以复加地步。在中国古人的观念和印象中,这四个字所形容的不仅是一般的富贵相,还是帝王之相。这大概可以算是嵇康“龙性”在“风姿”方面的显示了。更重要的是,嵇康在人格上还具有独立的精神和清高的作风。人格独立,是嵇康一大精神特点。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山涛是嵇康的两位“神交者”朋友之一(另一位是阮籍),对嵇康最为了解。这里所写的“孤松”“玉山”形象,既孤独又挺拔美好,就是对嵇康精神的出色形容。而山涛所用的“独立”一语,更是对嵇康精神的准确概括。嵇康精神首先是独立精神。这是一种文士独立于世道的精神,在古代宗法社会,它尤其是独立于权力的精神。关于中国文士的独立精神,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自上古时代起,文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就存在一个生存条件问题。先秦时期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士”是官员阶层及其后备群体。因此士与权力有着天生的密切关系,互为依存,权力有赖于士的参与支持,而士也有赖于权力提供其施展才能的场所,使之有所归属。孔子因一时找不到施展才能的场所,曾经周游列国,被某些人讥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本传)。王肃解释说:“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史记集解》引)不过由于先秦诸侯国权力的分散性,所以权力与士的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相对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时士的游动性很突出,他们有着在多个权力中作出选择的余地,表现出一定的独立立场。除了屈原以外,先秦文士多数都有在诸侯国游动的经历。先秦时期士的独立立场,也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能够形成百家争鸣兴旺繁荣局面的基本条件。秦汉以后,随着皇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权力变得既集中又强大。中央集权体制下,士的相对地位被大大压缩。秦始皇首先给士来了个下马威,他以焚书坑儒手段,来对付那些敢于“诽谤我”(《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文士。汉代窦太后也曾勒令两名唱反调的儒生出身的公卿大臣赵绾、王臧“下狱自杀”。文士在皇权体制下,失去了“周游列国”的可能性,他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投靠权力,走效力于朝廷的道路。于是士阶层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削弱,而其对于权力的依附性则大为增强。这是秦汉时代的状况。但是东汉后期,情形又发生变化。桓、灵时期皇帝昏庸,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又互相斗争,朝政十分腐败,而且控制力减弱。在此背景下,士人对朝政十分失望,遂有一批正直文士,标举清高,奋起与腐败黑暗势力抗争,并且逐渐形成一股势力。“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有陈蕃、李膺等“三君”“八俊”等。当时状况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写: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居然成为朝廷之外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虽然受到残酷镇压,但文士的独立性一时得到极大发扬。汉末名士作风上的特点就是清高。他们的基本言行特征就是:“风格秀整,髙自标持”、“清识难尚”、“至德可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上有万仞之髙,下有不测之深”(皆见《世说新语》及注),等等。他们已经将“清”、“高”提到道德规范和人伦准则来尊奉。这使得他们与一般世俗官吏特别是贪腐官僚们划清界限。嵇康直接继承汉末清流名士的传统,独立和清高也成为他的基本行为特征。他不理睬“贵震朝野”的钟会的拜访,他拒绝山涛“自代”建议,不愿出仕与司马氏合作。他自己在著作中还写了不少“越礼自放”、“蔑此卿相”、“养德不仕”、“守道不仕”、“安贱固穷,弦歌自乐”等等。其品格表现,无不显示着他的独立人格和清高作风。他还撰写有《高士传》,其中写到119位历代“高士”,嵇康对他们的清高而独立的文士人格作了热情赞扬,与他们发生精神共鸣。所以嵇康独立和清高精神(即“高士”精神),是他强大人格魅力的内核。由于嵇康从未实际职掌过军政权力,所以他的行政能力和军事才具,我们无从考察。但是他的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到了关键时刻,可以转化为极大的号召力和社会动员力。嵇康被下狱之后,有洛阳“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晋书》本传),此事非同小可。据《通志》载,“晋武帝初,太学生三千人”,可知当时全部太学生都为嵇康请命,其社会影响何等巨大!这应该是政治领域的“龙性”的显示吧。嵇康身上显示出的“龙性”特征,使得司马昭万分恐惧,也无法对付,惟有使用消灭其肉身这一卑鄙手段了。以独立和清高为核心的“高士”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增添了一抹亮丽而奇特的光彩。嵇康是其中代表性一员。综观嵇康的毕生行止和著作,他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他在多个文化领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他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位杰出人物。今天我们在他山阳故居开会,缅怀嵇康的“龙性”风采和人格魅力,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研讨其历史文化贡献,这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也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尊重。
《管蔡论》为政治学论,提出“管蔡”这一历史积案,予以重新审视,认为“周公居摄,召公不悦;推此言,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其结论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外内兼叙。”这里撇弃盲目“颂圣”的传统做法,坚持政治是非的相对性原理,不但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且开创了一种学理性分析模式。《声无哀乐论》为艺术论,讨论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以情感主体与表现工具的相对立场来解释二者关系。还有《琴赋》,实即琴论。嵇康继承老庄思想,服膺玄学。他强调人的正直品格和精神自由,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绝交书》)。他追求“自然”生活境界。阮籍以正面研究“三玄”为主,而嵇康则主要以玄学理念去解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现象。嵇康与阮籍一样,对于当时正统学者所持儒学的礼法名教,作猛烈批判。这是他们与傅嘏、王弼、何晏等其它正始玄学家的差异所在。嵇康还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自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批判色彩更加鲜明。实际上他否定一切传统思想道德权威,崇尚自然。批判锋芒直指圣人周公、孔子,这种高屋建瓴式的批判姿态,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嵇康内在思想“龙性”的表露?嵇康还是一位人格魅力巨大的领袖式人物。他是“竹林七贤”的首领。从《魏氏春秋》、《晋书》的叙述思路,即可看出“竹林七贤”是以嵇康为核心的。……(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魏志王粲传》附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晋书》本传)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七贤”中,嵇康的年龄并不是最大的,阮籍比他长13岁,山涛更比他长19岁,向秀、阮咸、刘伶年龄不详,大体上与嵇康相近,只有王戎肯定比嵇康小。嵇康死时才40岁,那时山涛已经59岁,而他竟成为这个群体的当然核心。阮籍玄学修养及文学才能不下于嵇康,但他以白眼对嵇康兄嵇喜,而以青眼对嵇康。向秀玄学修养也很深,撰《庄子》注,而他竟愿为嵇康“佐鼓排”(拉风箱)。七贤之外另一名士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驾”来访。嵇康的吸引力、凝聚力自何而来?来自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关于嵇康的人格魅力,史籍记载不少。首先他是位美男子。《世说新语》注引《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丽,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这是说嵇康具有天生的气质之美,阳刚之美。而“龙章凤姿”,是赞赏他的风姿之美到无以复加地步。在中国古人的观念和印象中,这四个字所形容的不仅是一般的富贵相,还是帝王之相。这大概可以算是嵇康“龙性”在“风姿”方面的显示了。更重要的是,嵇康在人格上还具有独立的精神和清高的作风。人格独立,是嵇康一大精神特点。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山涛是嵇康的两位“神交者”朋友之一(另一位是阮籍),对嵇康最为了解。这里所写的“孤松”“玉山”形象,既孤独又挺拔美好,就是对嵇康精神的出色形容。而山涛所用的“独立”一语,更是对嵇康精神的准确概括。嵇康精神首先是独立精神。这是一种文士独立于世道的精神,在古代宗法社会,它尤其是独立于权力的精神。关于中国文士的独立精神,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自上古时代起,文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就存在一个生存条件问题。先秦时期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士”是官员阶层及其后备群体。因此士与权力有着天生的密切关系,互为依存,权力有赖于士的参与支持,而士也有赖于权力提供其施展才能的场所,使之有所归属。孔子因一时找不到施展才能的场所,曾经周游列国,被某些人讥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本传)。王肃解释说:“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史记集解》引)不过由于先秦诸侯国权力的分散性,所以权力与士的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相对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时士的游动性很突出,他们有着在多个权力中作出选择的余地,表现出一定的独立立场。除了屈原以外,先秦文士多数都有在诸侯国游动的经历。先秦时期士的独立立场,也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能够形成百家争鸣兴旺繁荣局面的基本条件。秦汉以后,随着皇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权力变得既集中又强大。中央集权体制下,士的相对地位被大大压缩。秦始皇首先给士来了个下马威,他以焚书坑儒手段,来对付那些敢于“诽谤我”(《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文士。汉代窦太后也曾勒令两名唱反调的儒生出身的公卿大臣赵绾、王臧“下狱自杀”。文士在皇权体制下,失去了“周游列国”的可能性,他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投靠权力,走效力于朝廷的道路。于是士阶层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削弱,而其对于权力的依附性则大为增强。这是秦汉时代的状况。但是东汉后期,情形又发生变化。桓、灵时期皇帝昏庸,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又互相斗争,朝政十分腐败,而且控制力减弱。在此背景下,士人对朝政十分失望,遂有一批正直文士,标举清高,奋起与腐败黑暗势力抗争,并且逐渐形成一股势力。“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有陈蕃、李膺等“三君”“八俊”等。当时状况正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写: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他们“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居然成为朝廷之外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虽然受到残酷镇压,但文士的独立性一时得到极大发扬。汉末名士作风上的特点就是清高。他们的基本言行特征就是:“风格秀整,髙自标持”、“清识难尚”、“至德可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上有万仞之髙,下有不测之深”(皆见《世说新语》及注),等等。他们已经将“清”、“高”提到道德规范和人伦准则来尊奉。这使得他们与一般世俗官吏特别是贪腐官僚们划清界限。嵇康直接继承汉末清流名士的传统,独立和清高也成为他的基本行为特征。他不理睬“贵震朝野”的钟会的拜访,他拒绝山涛“自代”建议,不愿出仕与司马氏合作。他自己在著作中还写了不少“越礼自放”、“蔑此卿相”、“养德不仕”、“守道不仕”、“安贱固穷,弦歌自乐”等等。其品格表现,无不显示着他的独立人格和清高作风。他还撰写有《高士传》,其中写到119位历代“高士”,嵇康对他们的清高而独立的文士人格作了热情赞扬,与他们发生精神共鸣。所以嵇康独立和清高精神(即“高士”精神),是他强大人格魅力的内核。由于嵇康从未实际职掌过军政权力,所以他的行政能力和军事才具,我们无从考察。但是他的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到了关键时刻,可以转化为极大的号召力和社会动员力。嵇康被下狱之后,有洛阳“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晋书》本传),此事非同小可。据《通志》载,“晋武帝初,太学生三千人”,可知当时全部太学生都为嵇康请命,其社会影响何等巨大!这应该是政治领域的“龙性”的显示吧。嵇康身上显示出的“龙性”特征,使得司马昭万分恐惧,也无法对付,惟有使用消灭其肉身这一卑鄙手段了。以独立和清高为核心的“高士”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增添了一抹亮丽而奇特的光彩。嵇康是其中代表性一员。综观嵇康的毕生行止和著作,他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他在多个文化领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他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位杰出人物。今天我们在他山阳故居开会,缅怀嵇康的“龙性”风采和人格魅力,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研讨其历史文化贡献,这是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也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