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嘉人类》军国主义者本性全选项作用介绍
什么叫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
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些国家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它的基本理论包括对和平的否认，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战争本身是美好和令人神往的。军国主义的行为体现为某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军事化，以及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在军国主义国家，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对外掠夺和扩张。
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些国家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它的基本理论包括对和平的否认，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战争本身是美好和令人神往的。军国主义的行为体现为某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军事化，以及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在军国主义国家，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对外掠夺和扩张。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历史意义：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
第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抗日战争（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日本侵华战争（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扩展资料：
抗日战争十大战役分别是：淞沪会战，上高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缅北滇西战役，湘西会战。
战争背景：
1、日本对外扩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基本国策。
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先占东北、内外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向天皇上奏了《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
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后不治身亡。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从而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翌年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国联盟，标志世界法西斯国家侵略联盟正式建立。
2、日本经济危机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3、国际环境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各主
要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客观上纵容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相互勾连。
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西方政治家们此时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未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绥靖主义态度使日本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按照蓄谋已久的计划，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侵占北平；7月30日侵占天津；8月13日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攻城掠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暴行，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这段中华民族悲惨苦难的历史，是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被淡忘的。
然而，在战后5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其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活动。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论》开始连载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更不断掀起阵阵浊浪，肆意歪曲历史，矢口否认战争罪行，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为纪念“七·七事变”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三个方面进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加深我们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而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文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山鹿素行的这些神道教、儒学及皇国史观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的体制。同时，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并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武士道一词也因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军的侵略暴行联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恶乃至仇恨。
侵略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扩张思想。从日本历史来看，它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封建时代开疆拓土的侵略扩张思想，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侵略扩张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从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诏敕”中，就有“八�一宇”（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更有这一帝国理想的实践者，即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统治者均宣场神功皇后开疆拓土的战功，对她推崇有加。
16世纪末，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对外侵略行动之大成。丰臣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权，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同时也因为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他提出并实施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1585年，丰臣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并为此积极准备。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议和撤军。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丰臣亦忧忿成疾，呜呼离世。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治全国的地位，并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国际秩序。
江户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幕藩体制陷于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论开始出现，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不仅将其体系化、具体化，而且为其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并打出了更富有欺骗性的招牌。
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还宣扬“八�一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大和民族优越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经世学派和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攫取大量财富，深为所动，因此提出了许多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对外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中，全面介绍朝鲜、琉球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便于日本人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了解。1786年他又著《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百科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论的总体构思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他还在《海国兵谈》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权主义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君主”，以“一统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战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则主张武力对外扩张。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终极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划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为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国滨海疆区）和“西唐太岛”（库页岛）。他还在1801年所著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并进而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国”驾驭世界之策的外征论，更把武力扩张作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是“实行天惩”。他的这些思想和口号，被日本军国主义不断重变和鼓吹。佐藤信渊还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纲领性蓝图和路线，这就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与南进并行的路线。这与105年后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通的。佐藤信渊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响并不太大。而在明治维新后，却倍受重视，“维新三杰”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发现并特别重视和提倡佐藤信渊的思想主张，从1871年（明治4年）起，连续出版了信渊的各种著述。信渊的思想体系和主张，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阴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而因为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所以他的对外扩张思想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此外，松阴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路线，目标直指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印度。
其实，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后来“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幕政改革派维新志士桥本左内甚至公然认为，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故“略取附近之国家，乃第一要紧之事”。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是当时日本的先觉者，他们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实在令人吃惊。其实，这种思想是日本的领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战光荣”主张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无疑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大陆政策”，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它导致日本国民经济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彻底败亡才被迫停止下来，经济亦终将崩溃。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理论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分子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更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国策大纲》声称：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吞并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规模扩张方针。接着于1936年6月，为适应扩张方针的需要，修改了《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和大肆扩军、增加军费的庞大计划，将国民经济亦逐渐纳入战争轨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确立统治体制，并很快发展为东方战场的战争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和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三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拣来的一些糟粕，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的《物种起源》，是人类对生物界、动物界认识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古姆普洛维奇、沃尔特曼等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宣扬“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弱肉强食”及“优胜劣败”，划分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思想。
在明治维新前后，就有曾留学西欧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摄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它传入了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国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官僚学者。1882年，加藤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优胜劣汰”原理，胡说什么“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亦由于加藤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且十分深远。开始还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后来变成露骨军国主义者的德富苏峰亦主张日本应做“世界性国家”。在甲午战争前后，他极力宣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在许多文章中都贯彻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正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并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原来亦是平民主义者的著名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放弃了平民主义，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连一直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转变成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生存竞争的结果”，“征服半野蛮民族或吞并自己不能独立的国家，不应视为不仁不义”。他甚至露骨地主张“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货色进行改造和包装后，一古脑地塞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制造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和“生存自卫论”，鼓吹人种差异，自欺欺人地打出“种族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民族解放论”（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的蛊惑性招牌，妄图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为侵略奴役亚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实现其“皇化亚洲”、“皇化全球”的迷梦。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拚盘，其拚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但是，正是这一庞杂的精神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然而，在战后50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其为军国主义及侵略历史进行翻案的活动。以1963年9月日本《中央公论》开始连载右翼作家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更不断掀起阵阵浊浪，肆意歪曲历史，矢口否认战争罪行，公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翻案。为纪念“七·七事变”63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为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核心思想及理论基础三个方面进行概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加深我们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力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八、九世纪，从11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在日本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6年之久，武士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武士道，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从而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旧型武士道的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的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山鹿素行将毕生精力倾注在建立新武士道理论体系上，他的文集被称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他们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山鹿素行的这些神道教、儒学及皇国史观中的封建思想糟粕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亦有深远的恶劣影响。
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不同，将永久不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将以前分别效忠各自主君舍弃，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一个人，即将效忠对象由多元转化为一元。手握神权并总揽国家大权的天皇，君临万民之上，构筑了“一君万民”的体制。同时，明治时代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天皇为“现人神”，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而《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核心即是“天皇主权论”，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故报效国家就是效忠天皇，效忠天皇亦由报效国家来体现。二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三是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人提倡的圣人之道全部抹煞舍弃，而把奴性、愚昧和野蛮的兽性、恶性发展到极端，崇拜残忍，歌颂殉死“玉碎”。
明治政府确定了日本“与万国对峙”的目标以后，以发布《教育敕语》为标志，将原来适用对象仅为武士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于全体日本国民。在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声中，武士道被纳入近代军国主义轨道，成为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精神工具。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日本国民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倡导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日本军人在武士道的支配下，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大陆、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国民在武士道的鼓舞下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把自己当作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并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武士道一词也因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军的侵略暴行联系在一起，而令人反感和憎恶乃至仇恨。
侵略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扩张思想。从日本历史来看，它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封建时代开疆拓土的侵略扩张思想，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的侵略扩张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从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诏敕”中，就有“八�一宇”（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更有这一帝国理想的实践者，即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统治者均宣场神功皇后开疆拓土的战功，对她推崇有加。
16世纪末，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了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对外侵略行动之大成。丰臣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都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了日本政权，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同时也因为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他提出并实施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1585年，丰臣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并为此积极准备。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但是，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日本被迫议和撤军。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丰臣亦忧忿成疾，呜呼离世。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治全国的地位，并于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和丰臣秀吉一样，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国际秩序。
江户幕府晚期，西方近代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幕藩体制陷于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论开始出现，此时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不仅将其体系化、具体化，而且为其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并打出了更富有欺骗性的招牌。
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高日本和天皇的地位。他还宣扬“八�一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大和民族优越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的经世学派和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看到了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奴役当地人民，攫取大量财富，深为所动，因此提出了许多从日本立场出发的对外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1785年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中，全面介绍朝鲜、琉球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便于日本人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了解。1786年他又著《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百科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也是林子平。海防论的总体构思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他还在《海国兵谈》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权主义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君主”，以“一统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战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则主张武力对外扩张。
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终极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划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为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国滨海疆区）和“西唐太岛”（库页岛）。他还在1801年所著的《贸易论》中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并进而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国”驾驭世界之策的外征论，更把武力扩张作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是“实行天惩”。他的这些思想和口号，被日本军国主义不断重变和鼓吹。佐藤信渊还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纲领性蓝图和路线，这就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与南进并行的路线。这与105年后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通的。佐藤信渊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响并不太大。而在明治维新后，却倍受重视，“维新三杰”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发现并特别重视和提倡佐藤信渊的思想主张，从1871年（明治4年）起，连续出版了信渊的各种著述。信渊的思想体系和主张，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吉田松阴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而因为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所以他的对外扩张思想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此外，松阴亦提出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路线，目标直指中国与东南亚，甚至是印度。
其实，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后来“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幕政改革派维新志士桥本左内甚至公然认为，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故“略取附近之国家，乃第一要紧之事”。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是当时日本的先觉者，他们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实在令人吃惊。其实，这种思想是日本的领土野心、武士道的“征战光荣”主张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应该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行径，无疑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大陆政策”，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它导致日本国民经济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战争——经济军事化——更大的战争——经济更加军事化……。这部战争机器不停地运转，只有到彻底败亡才被迫停止下来，经济亦终将崩溃。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理论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分子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更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国策大纲》声称：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吞并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规模扩张方针。接着于1936年6月，为适应扩张方针的需要，修改了《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和大肆扩军、增加军费的庞大计划，将国民经济亦逐渐纳入战争轨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确立统治体制，并很快发展为东方战场的战争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和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三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拣来的一些糟粕，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的《物种起源》，是人类对生物界、动物界认识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古姆普洛维奇、沃尔特曼等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宣扬“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弱肉强食”及“优胜劣败”，划分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思想。
在明治维新前后，就有曾留学西欧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摄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它传入了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国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官僚学者。1882年，加藤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优胜劣汰”原理，胡说什么“人类绝不是生而就有自由，就有自治、平等、均一的权利，人的权利只有在掌握专制大权的统治者即最大优者的保护下方能实现”。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亦由于加藤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且十分深远。开始还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后来变成露骨军国主义者的德富苏峰亦主张日本应做“世界性国家”。在甲午战争前后，他极力宣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在许多文章中都贯彻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正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并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原来亦是平民主义者的著名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放弃了平民主义，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连一直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转变成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生存竞争的结果”，“征服半野蛮民族或吞并自己不能独立的国家，不应视为不仁不义”。他甚至露骨地主张“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货色进行改造和包装后，一古脑地塞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制造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和“生存自卫论”，鼓吹人种差异，自欺欺人地打出“种族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民族解放论”（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的蛊惑性招牌，妄图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为侵略奴役亚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实现其“皇化亚洲”、“皇化全球”的迷梦。
综上所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拚盘，其拚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但是，正是这一庞杂的精神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予以深刻的反思。
演讲的好处
未来的事业对人才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善于说话。“能言善辩”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增强竞争能力的重要工具。如果将两个知识水平相当的人放在一起，当然是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受青睐；期期艾艾，语不达意的则会淘汰在一边。但是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们又往往只注重“听”、“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说”的能力训练.
一、有利于学生胆量的锻炼。
二、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三分钟课前演讲”好处多
--------------------------------------------------------------------------------
阮市镇中 阮仁浩 2007-07-28 17:36:48 原创
未来的事业对人才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善于说话。“能言善辩”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增强竞争能力的重要工具。如果将两个知识水平相当的人放在一起，当然是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受青睐；期期艾艾，语不达意的则会淘汰在一边。但是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们又往往只注重“听”、“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说”的能力训练。在课上开展“三分钟课前演讲”活动，让每个学生都到上面来演讲，对学生“说”的能力训练等方面有许多好处：
一、有利于学生胆量的锻炼。
二、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三、有利于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
四、有利于学生的语文积累，提高语文素养。
五、可以锻炼你的思维反应速度.
一、有利于学生胆量的锻炼。
二、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三分钟课前演讲”好处多
--------------------------------------------------------------------------------
阮市镇中 阮仁浩 2007-07-28 17:36:48 原创
未来的事业对人才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善于说话。“能言善辩”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增强竞争能力的重要工具。如果将两个知识水平相当的人放在一起，当然是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受青睐；期期艾艾，语不达意的则会淘汰在一边。但是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们又往往只注重“听”、“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说”的能力训练。在课上开展“三分钟课前演讲”活动，让每个学生都到上面来演讲，对学生“说”的能力训练等方面有许多好处：
一、有利于学生胆量的锻炼。
二、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三、有利于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
四、有利于学生的语文积累，提高语文素养。
五、可以锻炼你的思维反应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