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humankind》全时代文化详解 文化的选择与评价指南

文化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wén huà，英文是culture，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非常广泛和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简单来说文化就是地区人类的生活要素形态的统称：即衣、冠、文、物、食、住、行等。

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读，人类也一直众说不一。但东西方的辞书或百科中却有一个较为共同的解释和理解：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

扩展资料：

文化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文化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其中中国文化烙印着民族与时代的特点，既有传承又有发展，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的儒学思想。

文化的主要功能是：

1、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文化、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文化对政治、经济产生反作用，对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先进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3、文化日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4、文化影响着人们的交际行为和交际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认知活动和思维方式。

5、良好的文化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良好的文化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6、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个人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是人成长的催化剂，反动的、腐朽的文化会把人引入歧途。

7、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微妙而深远持久的特点。

扩展资料：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也会对某些经济和政治产生影响。先进健康的文化促进社会发展，落后腐朽的文化阻碍社会发展。

文化、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了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教育，培养各类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越来越重要。

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体现在人们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才能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反对文化霸权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 》

作者：李德顺

一、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

“文化”主要是个动词。梁漱溟说，文化归根到底也就是“人的生活样式”。要联系人的活动方式和过程，注重人的“生活样式”来理解文化。总之理解文化就是理解人。

1、什么是文化？“文化”这个词，一向有从小到大、从狭到广的多种涵义。

在中国民间，曾把“识文断字”，即上过学，受过教育，有知识，就叫做“有文化”。这大概是最狭义的文化概念了；

在学术上给文化作界定，又往往把它说成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在内，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广义概念；

而我们现实中所强调的文化，则是特指“观念形态的文化”，即由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演出和文物管理等构成的领域。这是介于最“小”和最“大”之间的“中”义文化，实即“精神文化”。而这些都仅仅是从概念的外延方面来说的。

2、从内涵的方面理解什么是文化，历来也表现出很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据考证，世界上给文化下定义的权威说法有二百多种。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定义，多是因为下定义的学科本身角度和层次不同；而“文化”又正是一个能够覆盖多数学科的视野。

3、关于文化的本质，在肖前教授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曾给出了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风格的简要表述：“文化即人化”。这个表述，可以说是总结了历史上中西文化观中最重要的核心和实质内容。

4、从辞源上看，早在《周易》里，中国古人就有“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据此产生的“人文化成”应该是汉语言中“文化”一词最早的形态。古语“文”字原指“色彩”、“纹理”,引申为事物的“道理”（结构、秩序等）；“化”就是“变、改变”，“使……（完全地）变成……”。这样“人文化成”就可以解释为：用人文的道理来造就人的世界；“文化”则表示用人的标准和尺度去改变对象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

5、在英语等外文中，“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它的原始含义是“耕作”。后来用于指称人工的、技艺的活动及其成果，还扩展及风俗习惯、文明制度等。英

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较早说明，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后来美国克鲁克洪和克虏伯概括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

巴格比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成员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强调其中不包括来自遗传性的那些规则；

德国李凯尔特说得更明白：“文化”是一个用来区别于“自然”的概念，“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总之，尽管有许多不同说法，却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基本意思：文化就是按照“人”的方式和标准，去改变环境和人自己的。

　　中西辞源显现了共同的内涵。说到底，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变、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来培养人、装备人、提高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化人”是“人化”的一个环节和成果、层次和境界。

　　“文化”这个词，无非是用一个整体性的抽象概念，给人类生存发展的这种根本方式、基本过程、基本状态和总体成果本身，作出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所以恩格斯说，对人类而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这样理解文化的本质，要注意两点：

（一）文化是一个最体现“以人为本”的概念。文化并不在人之外而独立存在，它不是一个“筐”，倒像是“颜色”（任何物体都有颜色）。文化是任何人的活动都具有的“色彩”的，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活动及其结果中所包含并表现出来的特征和意义；

（二）“文化”主要是个动词。梁漱溟说，文化归根到底也就是“人的生活样式”。不要把它只当做一个名词，企图寻找某个现成的“东西”来代表文化，而要联系人的活动方式和过程，注重人的“生活样式”来理解文化。总之理解文化就是理解人。

　　附带谈谈“文化”（Cultura）与“文明”（Civilization）的关系。国内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由语境差别所带来的困惑。在国外很多论述中，这两个词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分工。有的喜欢用Cultura，有的喜欢用Civilization，也有的两者并用，但不强调其间的差别，但各种表述的意思大体相同。把不同文本译成中文后，却显得有点乱了。因为在汉语中对这两个词历来是有斟酌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提法以后，更赋予它们一种当代中国式的分工和界定：严格说来，“文化”是相对于“自然、天然、本能”状态而言的，属于描述性、中性的概念；“文明”是相对于“蒙昧、野蛮、落后”等状态而言的，是一个评价性、褒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文明”被用来表示文化中积极、有效、肯定性的成果和形态，它与“文化”之间是一种蕴涵关系。我们这样去约定和使用两个概念，就不会犹豫含混了。

二、文化是“体”与“魂”的统一

借用黑格尔的一个比喻来说：文化像洋葱头，它的皮就是肉，肉也是皮；如果把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肉了。

　　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要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

广义文化之“体”，简单说就是人的社会生活本身。构成文化之体的形式，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极其繁复。经过抽象概括，我们可以把它扼要表述为：以主体为“原点”，由“四个层面”构成，按“两大环节”运行的系统。

　四个层面。指一个文化体系的静态构成，通常包含四个基本的层面。按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显到隐的顺序来说，这四个层面大体是：

（1）社会风俗、行为习惯、实践风格层面，即通过人们的共同行为表现出来具体面貌，包括在器物、饮食、服饰、宗教、艺术等日常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来的具体样式和特征。这是每一个文化体系自身历史地形成的实际形象；

（2）规则规范体系层面，即在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中被认同和遵循的导向、分寸和界限，如道德规范、法律体系、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政策措施等。它通过要求和引导人在任何事情上“怎样去做，不怎样去做”，来显现和保持一种文化体系的性质和特征；

（3）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层面，即人们怎样组织起来，怎样分担生活的权利与责任，如何行使并监督权力的整套方式和程序。这实际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关系的结构和秩序的体现，主要表现于经济和政治的基本制度、体制层面；

（4）核心价值或基本理念层面，主要是指一个文化体系最终“为了谁、为了什么”的定位与导向。它处于文化体系最深层内核的位置，向外展现为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制定，并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最终落实为一定的风俗习惯。

　　两大环节，是指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这是一切文化体系必有的动态结构。马克思说，人类每天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的生活。这里不仅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活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供人来消费，消费也是一定意义的生产。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前进，必然推动上述四个层面不断地更新。所以，文化从来不会停止不动，而是总在不断地发展更新。

从这个角度理解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对于所谓“高雅文化、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要把它们看做是同一文化体系自身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必要形式和环节，并努力通过它们之间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来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决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人为地加剧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精神权益的分化对立。

一个原点，即主体的自我认同和定位。一种文化体系的主体是什么人，作为主体的人们怎样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权利、责任和使命，以及自己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等等，这是最深层的、根本的定位。主体定位，就像坐标系的原点决定着整个坐标系一样，决定着整个文化体系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命运。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待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清当下的形势和任务，明确自己的权利与责任，从而作出振兴中华文化的正确选择。反之，如果在主体意识方面不清醒，或有意无意地将中华民族主体分解、虚化，就会导致整个价值体系错位，陷入文化迷失状态。

　　总之，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是以其主体的存在为基础，以主体定位和定向为核心，通过主体思想和行为在若干基本层面的动态表现所构成的。要想文化之体更健，就要使上述要素都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包括人们的文化生活充实，服务于它的文化产品丰富，文化体制和规范健全，也包括文化的主体精神鲜明，文化之魂“正”。

　　魂在体之内，不在体之外。“魂”是指人在文化活动中所追求、所把握的方向和尺度，其核心是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例如对于一个精神文化体系来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教育、传播、文博、旅游、休闲娱乐等精神活动的领域和形式，是体；而其中所遵循和追求的“精神”，即理论观念、思想方法、价值导向、趣味境界等，则是魂。一般来说，我们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面对什么样的人、物和环境，处理什么问题，动用什么资源等，属于“体”的问题；而“为谁做”、“为何做”、“怎样做”等等，即做事的目的、原则、方式等可统称之为“做法”的精神，则是它的“魂”。

　　魂具有“潜在性”或“隐形性”。犹如戏剧表演中的“潜台词”决定台词的表达一样，文化之魂决定着文化之体的形态和走向。我们生活中的“潜台词”，联系着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情感取向等，决定着人们具体行为的“做法”和效果。从大的方面可以说，有史以来人类所做的“有形之事”都大体相同，无非是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但是，正由于“做法”不同，才造就了各种不同的文化样态和传统。可见“做法”比“做什么”更能代表灵魂，“做法”造就文化的特质和面貌。

　　谈文化时，牢记“魂在体之内，不在体之外”是非常重要的。借用黑格尔的一个比喻来说：文化像洋葱头，它的皮就是肉，肉也是皮；如果把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肉了。这个特点，告诉我们要善于从每一层具体的事物和形式入手，去体会和把握“魂”之所在，通过自觉的实践去寻求“魂正，体谐”。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越是懂得从端正“潜台词”入手，把功夫下到“隐形”的层面，校正路径，讲究做法，才越是有利于增强自觉，提升素质，走向高境界。

　　但在现实中却有一种偏向，就是往往更在意文化的“体”，只急于找到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东西，以为有了“抓手”就一定能有所作为；却不注意它的“魂”是什么，为了体现这个魂，更应该注意什么，怎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越是“重视”文化，就越是容易导致文化浮躁、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浮躁本身是一种魂不到位或“魂不守舍”的文化，它往往越是想在文化上做出成绩，就越是显得“没有文化”。这是因为，体和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之间更不是自然地一一对应的。一体多魂、一魂多体的现象很常见。

例如，近年来关于是否要重建某些古迹文物（如圆明园）的争论，就很能够显示体与魂关系的现实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有些人热心在遗址上大搞重建，其想法，或者是要通过“重现昔日的辉煌”来“弘扬传统文化”，或者是利用文化资源来“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拉动经济。有些人则表示反对，他们或者认为，与其耗费大量资源去重建已经消失的东西，不如保护好现有的遗址，保护文物和弘扬传统文化，可以有其他更合理有效的载体和形式，不宜大搞形象工程；或者认为，辉煌并不在于奢华，应将资源更多投入民生；更有文化学者指出，时下对某些古迹的直接重建，往往忽略了中间一段世事沧桑，并不是尊重真实的历史。为了眼前功利而割断或掩饰历史，这种肤浅和草率，恰恰显得更“没有文化”，等等。

　　这种争论表明，同样的体可以载不同的魂，一样的魂也可以附多样的体，“闪光的不都是金子”。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的魂去附什么样的体？在这个关乎文化层次和境界的问题上，特别需要保持清醒的自觉、明确的方向和不渝的执著。

 三、文化建设贵在固“本”强“基”

在每一种文化形式、每一个文化环节、每一项文化工作中，都有一个是否敢于和善于以人的生存发展尺度去衡量和选择的问题。

　　要使国家成为“文化强国”，使人民“更有文化”，就要理解文化的本性和规律，自觉地、严格地遵循它的本性和规律去“强魂，健体”，使之“根深叶茂，本固枝荣”。

　　根据文化的本质，可以说人本性和主体性、实践性和历史性是文化的主要特性。理解和把握这些特性，可以成为我们文化自觉的起点，并为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原则和尺度。

　　人本性和主体性是文化的根本特性。“人本性”是说，文化从根本上就是属人的，谈文化就意味着，在世界万物中，我们永远要以人为本，面向人，理解人，为了人，而不是以人之外或之上的什么“神”、“物”、“原则”、“绝对观念”等等为本。人本性的进一步现实表现是“主体性”。主体性是说，现实中不同的人群（民族、国家、阶层、行业等）有不同的文化，每一文化都呈现其主体的生活样式，关系着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主体定位，既是文化体系的“原点”，又是其“魂中之魂”。

　　按照文化的人本性和主体性，我们一方面必须理解尊重世界上多元主体的文化权利和责任；另一方面必须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自觉地担当起对自己文化的权利和责任。

　　实践性和历史性是文化建设的切实根基。“实践性”是说，文化是由人“活”出来的，靠人“做”出来的，不是单凭“想”和“说”就能造就的。任何文化体系的形成和改变，都以其主体的生存发展实践为根基，贵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坚守、探索和创造。“历史性”是说，一种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归根到底是其主体实践过程不断自我凝聚、升华、积累的产物。社会发展史上的遗传和变异、继承和改造、经验和教训，多以“凝聚态”或“沉淀物”的方式保存于它的文化之中。所以“传统”往往最能显示文化的连续性与变动性。

　　人本性、主体性、实践性、历史性等是构成文化之“魂”的主要因素和特征。看一种文化的强弱兴衰，或考察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力，首先要看它这些“魂”的要素是否端正、充实、到位。例如：它是否真正保持了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这些人是否是实践的主体，是否属于人民大众？它是否深深地扎根于主体的历史和实践，从而有足够的资源和底蕴？这种文化在“显”的和“潜”的层面之间，是否保持一以贯之、相得益彰？等等。如果这些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文化就一定兴盛而坚强；反之则必然羸弱衰败，经不起别种文化的冲击。

　　文化之强源于魂强，而文化之魂欲强，则贵在自觉、齐心。那么，怎样才能让人齐心呢？这里不妨举一个“节日文化”的例子来分析：近些年来，我国一些传统节日有被淡化的迹象，而某些“洋节”却自发地红火起来。不少人对此甚表忧虑。政府和民间想了许多办法，也有一些实效，但仍难解除“春节年味儿越来越少”，传统节日越来越“有名无实”的感叹。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须待解决：形成于农业和乡土生活方式的传统习俗，如何贴近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正是振兴传统（节日）文化的关键。

　　一般说来，传统节日的价值和魅力，大多在于让那些平时以个体方式分散活动的人们，以一定的理由和形式聚会起来，以表达和享受相互间的情谊与关爱。这正是文化中的“节日之魂”。而如今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平时饱尝忙碌和拥挤，更在意节日的是“放假”，以享用平时难得的个人休整、娱乐和交往自由。要知道，自2011年起，我国城市人口总数第一次超过了农村，城市生活将越来越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人们乐于聚会，就不能仅仅沿袭旧的理由和形式，而需要重新挖掘“节日之魂”，提供新的具有普遍性的理由和形式，使人们乐于和易于参与。比如，我曾对春节与西方圣诞节加以观察比较，发现在满足人们“回家团聚，享受亲情”这一点上，二者是一样的；而出现一个圣诞老人，用来表达对孩子们的特殊关爱，从而带动了节日氛围，这是“圣诞节”的显著亮点，却为我国春节所缺少。当然，我国春节本有“生肖年”之说，即相当于有12个中国式的“圣诞老人”。可惜的是，我们历来“龙年说龙，虎年说虎”，总不与人相关。我想，为什么不能借此来说说“人”？如果每逢春节，大家都来给进入“本命年”的人一份特殊关爱，使每个人、社会各界都有机会参与，从而创新过年的形式，逐渐形成新的风俗。如果这样，春节还会淡化吗？

　　从“节日文化”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在文化上“以人为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它总是可以并应该“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实际上，事无巨细，唯有以人为本方得人心，同甘共苦方能齐心。这是文化建设的“诀窍”。从大的方面说，一种文化形式的强弱兴衰，根本在于它与主体人的生存发展的联系。一种传统文化的命运，取决于它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它是否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的利益？是否能为主体的生存发展提供最大的资源，包括精神资源（如道义资源、智力资源等）和制度资源（如体制空间、机制活力等）？如果能够，它就仍然是先进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反之，它就成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文化，必然衰落。从细的方面说，在每一种文化形式、每一个文化环节、每一项文化工作中，都有一个是否敢于和善于以人的生存发展尺度去衡量和选择的问题。只有处处做到尊重和理解人的权利与责任，充分信任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固本强基，获得不尽的资源，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挺起中华文化的脊梁

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迎来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昔日的苦难和辉煌，今日的挑战和未来的风险，都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所以，在新的时代、新的挑战面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千万年生命历程的凝聚；生长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华文化的先进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来源于它既体现“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和特征，从而具有世界历史性和时代性内涵；也体现“当代中国人”的实践方式和成长历程，从而显示中华文化特有的底蕴和力量。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消除剥削、两极分化等不公平现象，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同富裕”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平和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实质和历史承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部任务，都是要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意在使这一灵魂显现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在中国、由中国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就要由中国人担当起权利和责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无愧于历史的抉择和努力，走出中国自己的成功道路。而中国人血管里流淌着的，正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我们的一切取舍判断、言行效果，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土壤，也无不在验证着传统文化的强弱得失。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迎来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昔日的苦难和辉煌，今日的挑战和未来的风险，都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所以，在新的时代、新的挑战面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清醒和执著。而“主体性的迷失”，即忘记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主体，通过无视或割断我们自己的历史，把现实的主体加以孤立和虚化，则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不自觉”。例如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就是无视或回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现实，认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完结，今后应以别人的文化作为我们的圭臬；而文化复古主义的态度，则是把今天的自己与昨天前天的自己割裂开来，认为今天并不是对传统的某种继承和发展，而是“断裂”，出路则在于回到昨天甚至前天。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共同点，是实际上拒绝了要以今天为立足点的文化自觉和担当。

　　文化担当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清醒地反省自己、定位自己、把握自己，并通过科学的发展来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是，投身于民族振兴的事业，在实践中去观察、思考和检验我们的文化，同时保持对自己理想与目标的把握和执著，不泥古，不崇洋，不迷权，不媚俗，不畏强，不凌弱，不怕像谁，也不怕不像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在新的高度上实现新的文化自立自强。

　　随着国家兴旺和国力日益强盛，中国人的文化担当也越来越被国外的人们所重视。在其他国家和民族那里，对中国人文化担当的重视，虽然含有各种不同的复杂意味，但其主流还是期待着，重新崛起的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能够自觉地以自己的文明风范，给这个动荡不宁的世界带来更多的进步、光明与和谐。所以，我们的文化担当既是我们自己的事，也是世界和人类的希望。中国人一定要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壮强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
（一）基本特征：蒙昧时代
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主要情况
1.中国人种及文化独立起源。大量考古发现有力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南来、东来诸说这类论断。我国境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址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未发现西方人种的参入，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源论缺乏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一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2.农业起源的中心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石。经历了一百多万年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栽培和家畜驯养。中国无疑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由此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许多实质性特点。
3.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中国前文明期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极多、分布极广，恰似“满天星斗”，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然而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内，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就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二、雏形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一）基本特征：文明奠基，元典创制
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明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两千多奶奶许多特征在此阶段已初步显现。尽管这一时期华夏组的宏大空间（“中国”）还很有限，尚没有对南北四方产生足够的作用力，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二）主要情况
1.文明初兴。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这与文献所载古史系统中的夏代相当，目前在豫西、晋西南进行的考古发掘正在揭开童年时期（夏代）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
2.青铜文化独具特色。中国青铜时代的诸特点，如铜锡合金、块范铸法、有特征性的器物类型及其组合，这些都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王权和等级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战争维护政权，而不像其他文明中那样主要用做生产工具。
3.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终追远、重史立言等。
4.中国文化第一次转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私有经济迅速发展，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宗法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私门”，“士”阶层兴起，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元典时代”）。
5.元典创制。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三、定型期：秦汉
（一）基本特征：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和文化模式基本定型
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合着政治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试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汉语、汉字、汉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汉时代基本定格。
2.儒家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汉代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经学”成为至尊之学，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并用，这也成为后代专制集权统治的一般方略；士大夫间流行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3.中央集权政体、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形成并固定下来。这一模式对后来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传承影响甚巨。这种模式是，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度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轮流做”的局面。农民战争或豪强夺权导致的改朝换代反复重演。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后代的专职理论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尽管后继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化接力，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是如此，后来历代也是不是如此。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四、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一）基本特征：胡汉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里神学弥漫，儒、道、玄、佛各擅胜场，影响着思想意识各文化门类。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折。魏晋以降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变，呈现出有别于秦汉的时代特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崩溃，门阀制度和贵族政治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一大特征。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上下文化干预弱化。文化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转向内部，对个人生命意义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给此后几百年见玄学和佛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至唐代中叶的文化主潮。儒学陷入困境，其后发家和名家虽曾一度受到重视，但最终代之而起的却是“玄风独振”，佛学兴盛。玄学的发达，可以视为两汉思想禁锢以来的一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复归；儒家思想“独尊”局面被打破后，儒、玄、释、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形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度的思想学术大繁荣。
2.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有别于秦汉的是，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减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游牧文化无疑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复壮和补强作用，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又一帝国文化高峰，不能不说得益于充满阳刚精神的北方民族“胡气”的熏染，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3.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这六百年间的又一主题。 佛教传入之初，也曾经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终于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隋唐时期，佛学宗派林立，禅声缭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峰异峦。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将中国学术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那么其中三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直接因为佛教影响而形成学术大势的，而其中的二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就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潜伏于此。
4.中国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这一过程大规模展开与东晋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还没有最后实现，这六百年间正好是南移过程中的过渡和调适期。
五、强化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一）基本特征：近古文化定型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它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等地文化也相继发生变革。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将此次转折看作是中世纪（或称“中世”）向“近世”的转型。中国学者陈演恪则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唐代前后期的转折，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一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韵语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可以称之为近古文化期。
（二）主要情况
1. 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带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政治上亦是如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的特色，与封建时代的西欧、日本大相区别。
文官政治形成
2.市井文化勃兴。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这种功能的变化被有的学者谓之“城市革命”）。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渐显。
3.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到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
4.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尽管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
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故尔有识者多重视两宋文化，如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而对西方文化来说，“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所接触的那个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特征，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总之，这一阶段构筑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六、转型期：明末迄今
（一）基本特征：中西文化交汇，中国文化走向近现代化
这一阶段，已先期完成现代转型的工业西方以炮舰加商品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到“高势位”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调适、融合过程异常艰难也异常痛苦，但这一过程也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发展际遇，中国文化在制度、物质、行为、精神诸层面进入现代转型期。
（二）主要情况
1.早期启蒙思潮。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观念意识层面，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一批先进人士非君崇“公”，高倡“民本”，开近代启蒙主义之先河。
2.西学东渐。此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是继否叫东传之后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满洲人入住中原建立清王朝，其初期并未中断西学东渐，但雍正以后则大体使中西文化交流停顿下来。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又一轮西学东渐的历程。
3.朴学兴起。清朝前中期，基本沿袭宋明以降的文化路径，只是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得到空前发展，对两汉以来经学的神圣性起着“解构”作用。
4.内力、外力共同作用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清代晚期以降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和产物。曾经颇有影响的“冲击——反映”模式，充分肯认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作用，以及中国固有传统对现代转型的阻力。但仅仅认识到这一侧面时不够的，还应该看到，在民族危亡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自元典时代就深蕴其中的忧患意识、变易观念、华夷之辨、民本思想等精神传统，通过现代诠释获得了新的生命，转换为近代救亡意识、“变法——自强”思潮、革命观念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等，推助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至于自宋明以来隐而未彰的原发性近代文化因子，更被纳入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因系统之中。如果对此估计不足，必将导致对中国近一百余年来现代化进程的片面理解。
5.两广、江浙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由于现代西方文化从东南沿海登陆，所以两广、江浙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闽粤等地以及宋明以来就已成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在这一阶段不仅是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新文化的重心，其文化能量不断地向内地辐射、推进。此种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文虎啊传播路向，与两宋以前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南的文化传播路向恰成相反之势。而两湖地区则成为古与今、中与西相互交会的要冲地带，所以际会风云，人问荟萃。这些都构成中国近现代富于特色的文化景观。
6.文化变革剧烈空前。20世纪以来的文化变革，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剧烈程度上，都比中国文化史上的前两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和唐宋之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决裂，可以看作诗对明清之际以来启蒙思潮的一个完结，对中国文虎啊传统有所厘清。此后，中国经历了对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学习、选择与扬弃。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氛围中，中国正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经历着变革，从而把清中叶以来百余年间起伏跌宕的文化转型推向高潮。这种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此一过程自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正在赢得加速度），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二是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改轨与上述经济形态变化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三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的种种问题，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也呈现于尚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面前，如信仰危机、生态危机、能源枯竭、文明冲突等等。当下日益深化的现代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激荡、挑战和提供的发展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化史正在揭开蔚为壮观的新场景。

思考题：
1.“百家争鸣”是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如何评价秦汉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3.隋唐文化多元化的原因是什么？
4.如何理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5.中外文化的二次大交汇的特点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特点有

1、中国文化具有独特性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和传承工具，也是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每个汉字都有其形成演变的历史。独特的楹联通过独特的书法表现出来，钤印上独特的名章与闲章，一望即知是典型的中式装饰。其他诸如中华绘画、建筑，以至饮食、服饰等，都有其极强的个性。

2、中国文化具有主体性

即独自开创并形成完备的文化体系。梁漱溟说：“中华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自来公认中国、印度、西洋并列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者，
实以其差异特大而自成体系之故。”

3、中国文化具有持续性

即既成体系和独特传统得以传承绵延，中华文化五千多年来从未中断。

4、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

中国文化是由不同的异质文化融合而成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

5、中国文化具有变通性

留下了许多选择的空间，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中国人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民间就变成了一个词儿叫变通，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可以通。在中国，法律上允许的和法律上禁止的都可能禁止，也可能允许，很灵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坚守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望海楼）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网--徐兴无详解中国文化的特征、结构和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网--“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基因文化”